摘要：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这个体系将最终趋向崩溃。 ...

扩大居住用地，不是要占用耕地和生态用地，主要来源可以是现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第三，改善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这反映欧美国家消费占全球比重长期萎缩，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假如干预，峰值会更低，但时间会更晚至6月下旬。供给体系不断优化、需求体系不断升级、金融体系不断适配。债市无法降低经济的杠杆率，因此，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的股权融资。希望出台更好的政策，促进医药和医疗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我理解峰值会在5月底或者6月中旬才有可能见顶。

新动能主要四大领域： 第一，高科技和战略新兴产业。这都是全球化退潮的内部压力。这在正常增长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内下滑幅度过大，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停工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就业。

所谓的小产权房问题，首先是该给农民的权利不给，叠加了不符合国家建设规划，一个错误引出了另一个错误。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社会上反应积极热烈，对解决都市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而言，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现在，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个开发区，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也不利于利用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协作资源。这种办法能较好解决低收入人群识别问题，特别是救助城市无法纳入统计体系但很需要救助的农民工。

在资金筹措上，采取绿色融资办法。近期有关信息显示，外贸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出现。

城市轨道交通、特高压其实是搞了多年的老基建了。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再次，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还未可知。有些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配置，一个典型案例是华为的部分业务由深圳转到东莞的松山湖，但大量企业未必有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

近期地方政府发消费券，主要是刺激当地消费，普遍或抽签式发放，并非直接针对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与救助初衷有一定距离。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对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工资货币补贴或无过多限制的消费券，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由于海外疫情仍处在纠结状态且走势有很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入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战疫增长模式。

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各个区所带镇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逐步形成有活力、有创造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高房价吸收了大量社会购买力，脱实向虚的资源流向长期难以扭转。——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可对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城乡结合部的房屋交易行为实行严格审查制度，增强透明度和社会监督。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既包括由农村进城，更多的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很重要，但都不容易，有的是长期以来未能啃下的硬骨头。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此，通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口多，人地关系紧张。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影响0.2个百分点左右的GDP。农民盖房子，也包括在国有土地上盖房子，都要服从于国家建设规划，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现增长目标。要防止把新基建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避险就是要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重点是防止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紧张引发的停摆和混乱。2019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成就，如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

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轮都市圈发展应该也完全可以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国家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由于房价是城市的基础价格，房价升高必然带高城市运营成本，各类产业竞争力相应受损。【提要】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其次，相应地，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建设，企业投资就会有硬的预算约束，要讲究投资回报。七、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应尽快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 目前讨论投什么的较多，其实不论消费还是投资都有潜力，关键是投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机制去投。

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给企业和市场选择才是明智之举。

以北京为例，2019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350万人，为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显然，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

如果这样的首都大都市圈能够发展起来，将对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增长动能、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持续推进和改进城市化进程等，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并为全国都市圈建设起到重要示范作用。我曾经用一个例子说明宏观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会出现波动，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或者反过来，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而要靠结构性潜能。

正因为如此，调整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必要的。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以往此类问题不仅存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

政府不直接干预，不添乱，多包容，重点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务，提升相关人力资本。部分小镇也可以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如大型批发零售市场）为主，吸引推动京津冀传统产业的聚集和升级。

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速相对高一些，一是有创新，大部分创新首先出现在美国。但需要问一个基本问题：农民是否有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的权利？如果真正承认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头开始，正本清源，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都市圈的大框架下，应给农民的权利要给，应缴的税费要缴，不符合规划的要纠正，把小产权房问题解决与都市圈小镇小城住宅建设统筹推进。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发到居民账户上。